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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动物一样,人有本能的恐惧和本能的逃避;与动物不同,人还有文化"置入"的恐惧,以及由这种恐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逃避。自出生之日起,个体就开始了一个在文化环境中成长的过程。那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可能会在婴幼儿的感知体验中相当活跃,它在日后也并不因为文化的影响而消失。文化影响会导致两个基本的可能性:好的可能性是,它被文化削减了;坏的可能性是,它受到文化的强化。孩子害怕失掉爱,害怕被抛弃,害怕陌生;他的世界是不安全的,他常常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不存在,他会幻想一个安稳而有序的世界,让自己躲在里面,不要出来最好。说成长是痛苦的,也可以有另一个说法,直面是痛苦的。直面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离开舒适的逃避之所,走出去面对真实,而真实常常让人害怕,让人不舒服,让人失掉平衡感和安全感。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才能成长。凯根(Robert
Kegan)说,人生活在平衡与失衡的循环状态里,是失衡(而不是平衡)使人成长。每一个失衡都是一个危机,这危机既给人提供逃避的理由,又是促人成长的契机。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做出选择,他选择什么,就会成为什么。
马斯洛提出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其中之一是安全需要,它包括人寻求安全、稳定,免受恐吓和混乱的折磨,以及对体制、法律等的需要。安全需要也透露了人性里一个基本事实:无法根除的不安全感。要解决这种深置人性的不安全感需要文化的力量,它同时又是文化力所不逮的任务,它似乎在要求一种高于人性的力量,这成了宗教产生的内在动因。这种不安全感还有一个文化影响的来源,例如,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剥夺、被抛弃、被威吓、被强迫等的体验,它们把一种不安全感注入这个孩子的内部。这种不安全感的致生条件(事件或其他)可能会在日后不再被记起,但深入到内部的不安全感本身往往并不随一个人度过了儿童期而消失,甚至不因为一个人受了怎样的教育而销声匿迹,它潜隐地伴随一个人进入以后的人生阶段,会象弗洛伊德说的那样,存在于潜意识的领域,使人意识不到它的影响。特别是在受到某种现实条件的诱发,它更会以某种症状的方式出现,对人格、心理、精神产生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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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发现,某些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身上存在着一种儿童式的不安全感,他们会把心理上受到威胁的感觉泛化或投射到周遭的环境,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和威胁的世界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象随时都会有大难临头似的焦虑,他们还会幻想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强有力的人物,或者对自己进行夸大妄想,让自己成为至高权力或无上智慧的拥有者,从而给自己供应一点安全感。马斯洛对此有很好的描述:
可以极为有用地将神经病患者描述为保留着童年时代的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以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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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据马斯洛,孩子和成年人都有安全需求,但幼儿和成年人对危险和威胁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幼儿受到威协时会作出更直接和明显的反应,并不抑制和掩饰自己的害怕,而成年人往往会不惜代价地压抑这种恐惧。成年人压制自己的恐惧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文化的强制,它导致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严重冲突,以至成年人的自我在被逼无奈之时,把这种恐惧用神经症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种恐惧表现的特点仿佛是对童年恐怖体验的退回(regression)。这样,恐惧不但没有促进成长,反而导致退回,这在本质上也是艾利斯(Albert
Allis)所说的"逃避成长"。这种恐惧是过度的、虚幻的,它导致了病态的、自欺的逃避,结果是人在逃避中丧失了直面能力,也因而丧失了真实的自我。
[5].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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